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突破源头创新的“另类”样本（全球药物创新快讯）

在中国医药产业基本完成创新药的初期研发从无到有，进入到从有到优的阶段后，探索源头创新成为这一阶段的业界共识。2016年，由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清华大学和北京市政府联合创办的非营利性创新药物研发机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为产业界提供了一份实现源头创新的“另类”样本。

困在赛道拥挤、靶点同质化场景里的中国医药产业界，在思辨中已经达成一种共识：用源头创新“反内卷”，以差异化临床价值拓展国际化市场。

战略指引战术，不管是投资机构、传统大药厂，还是新近成立的创新药企，“战”早期，已经成为普遍选择。此时，代表着技术高地的高校实验室及科研院所再次走入舞台中央，产业界、投资界希望从中汲取更前沿、更前端的创新能量。

有医药投资人笑称，之前投资是“扫楼”，在各个城市的商业写字楼里，寻找可投资的药企标的，现在投资是“实验室蹲点”，希望将科学家们正在研究的“热乎乎”的前沿技术，拿出来组项目、建公司。

近期，一个临床前新药项目的授权许可，将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以下简称“GHDDI”）这个率行业之先成立的国内首个以PPP模式创办的非营利性新药研发机构，推到聚光灯下。业界关注点集中在三个方面：GHDDI是谁？在做什么？GHDDI的运营模式能复制吗？

带着这些问题，E药经理人专访GHDDI主任丁胜，听他讲述对新药研究、源头创新及GHDDI可持续发展的理解。

清华大学药学院首任院长、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主任丁胜教授

01 GHDDI的“明星光环”

GHDDI有三个共同发起方，分别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清华大学和北京市政府。从本质上而言，GHDDI是基金、高校、政府将个体目标统一为共同目标后，探索出来的一种提升科研转化速度与质量的新模式。

“跟投资机构找科学家‘组局’创新药企一样，GHDDI的出现，也是一种组局的思路，只是在研发的项目上，更注重公益性和临床价值。”一位关注GHDDI发展的医药投资人士表示。

图片来源：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

丁胜则是其中穿针引线的人。

作为一名干细胞化学生物学家，丁胜主要从事开发全新的化学方法，并将其用于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的研究，以期发现和鉴定可以调控细胞命运和功能的药物分子。他所领导的研究团队在“小分子化合物诱导单功能细胞转变为多功能细胞”方面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水平。近日Nature发布，经过6年攻关，丁胜研究团队首次发现全能干细胞的体外定向诱导及其稳定培养的药物组合，该研究标志着全新的生命创造研究领域开启。此外，丁胜作为共同创始人，参与创建了多家行业引领的生物技术公司，例如Fate Therapeutics。

除了学术成就以及转化外，丁胜更被产业界所熟知的身份是参与创建清华大学药学院，并作为创始院长在这一职位工作7年，填补了清华大学在药学方面的缺口。筹建GHDDI就是在丁胜任职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期间。

据他回忆，2015年，在得知盖茨基金会期望通过借助中国研究资源优势，解决那些未被关注到的全球健康问题，并有在中国出资建设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的设想后，丁胜提出了清华大学可以共同主办的这一想法。

共识迅速达成，2016年1月，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与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在瑞士达沃斯正式签署共同建立GHDDI的合作备忘录。并在同年8月，完成登记注册，成为我国首个国际合作的民办非企业性质科研机构。

陈吉宁、邱勇、比尔·盖茨等嘉宾共同为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揭牌

彼时北京市政府也在研究探索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并希望在“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四大中心建设中的科技创新中心里有所开拓，在此背景下，2017年初，北京市政府、盖茨基金会和清华大学三方基本达成合作共建的框架。简单来讲，就是北京市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并拨款出资，盖茨基金会除资本助益外，还提供全球研发资源及前瞻技术协同，清华大学凭借科研和人才积累，加速新药转化，为全球健康提供及储备更多解决方案。

GHDDI运营管理采取理事会领导下的中心主任负责制，5名理事会成员分别由三大发起方委派，丁胜出任中心主任。

作为新生事物，GHDDI在体制与机制上，做了很多开创性探索。它是中国首个政府以新型PPP模式支持的科研平台，首个由外资参与设立的民办非企业性质科研机构，首个由盖茨基金会参与发起成立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

机构虽新，但目标却是医药界一直以来被赋予的使命担当：为人类健康提供更多可行的药物解决方案。不同之处在于，GHDDI更聚焦在那些影响发展中国家进步，可因商业回报问题而长期被忽略的重大疾病挑战，比如结核病、疟疾、寄生虫感染、肠道功能紊乱等。“这些疾病在发达国家可能已经不再是问题，但对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比如结核病、疟疾等，仍然缺少经济且依从性更好的药品”。丁胜表示。

02公益与商业间的平衡

丁胜认为，了解GHDDI正在做的事情，需要把其组织属性和能力建构分开来看。与聚焦于源头创新的创新药研发公司和高校进行科研转化的科研院所相比，GHDDI比前者的差异在于药物研发项目的公益性，与后者相比则是高度组织化专业研发能力以及独立运营下商业转化的自主决定权。

“GHDDI是非营利性研发机构，没有股东，不涉及到收益分成，与国外其他非营利性机构一样，GHDDI在研项目获得的商业回报，会进一步投入到后续研究项目和研究能力建设上。”此外，丁胜表示，由于GHDDI的发起方包括北京市政府和盖茨基金会，因此在新药项目立项上，也会考虑到北京市政府对助力中国参与全球健康的建设和盖茨基金会对服务全球健康目标的达成。

而从能力建设上而言，“GHDDI与国内外任何一家大型创新药研发公司的研究院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希望通过对疾病机制、技术工具的理解，研发出一款新药物，解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目前，GHDDI已经构建起从药物靶点发现到临床申报研究的全链条的各方面能力，这里即包括人才梯队方面的软实力，也包括试验设备、研发工具等方面的硬实力。“上游的这种研发能力，实际上是我们过去几年积累的具备优势的地方。”丁胜表示。

丁胜有一个目标，他希望“在GHDDI，要让科研人员回归科学本质，潜心药物研发”，在这一目标的吸引下，GHDDI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遴选和招募了多位国际顶尖研发人才，组建了一支国际化的团队，拥有10-20年以上工作经验的研发领头人，大部分来自默克、诺华、辉瑞、赛诺菲、诺和诺德等MNC和哈佛大学、博德研究所、斯坦福大学等世界顶尖高校及科研院所。

图片来源：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

在硬件设置及研发工具上，GHDDI在2018年按照国际一流标准打造了6000平米的新药研发空间，并为疾病生物学、高通量筛选、药物化学、数据科学等重点实验室配备了业界领先的大型专业仪器与设备。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底，GHDDI对自建的三个人工智能药物研发（AIDD）平台，免费开放给世界范围的高校和制药行业，为其提供新冠小分子药物虚拟筛选、ADMET成药性综合预测和评估以及基于蛋白质靶点结构的虚拟筛选等在线服务，加速和赋能药物研发。

每位科学家心中都有一个代表自己最高成就的“珠穆朗玛峰”，GHDDI希望在公益属性与研发能力之间，找到那个属于GHDDI的最高峰：为威胁人类健康，但不为商业机构关注的领域寻找更多可有效降低社会经济成本的新药解决方案。

图片来源：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

图片来源：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

以GHDDI在疟疾方面的研究为例。众所周知，青蒿素是全球范围内治疗疟疾的普遍选择，这类疾病已经有药可用。但在耐药性、依从性方面，是不是还有提升的空间，是不是做成更方便安全的预防性药物，而不仅仅是治疗性的，“能成功的选择新型抗疟药物展现了我们的研发能力，不光药物机制是全新的，能解决耐药性问题，药物分子本身还要求是长效，安全，可以达到单次低剂量治愈（single dose cure），接近完美；相当于找一条新的路径登顶“珠穆朗玛峰””，这些都是对研发的极高要求。

针对新冠口服药的研究也是如此。为应对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GHDDI于2020年初就启动了针对新冠3CL蛋白酶的药物研发，从其酶功能和结构出发，并通过药物化学、病毒生物学、结构生物学以及数据科学团队的通力合作，成功设计并合成验证出了一系列有效化合物， 其中GDI-3549和GDI-4405展现了高度的成药性。

通过实验对比，最终选择GDI-4405继续推进。“在大鼠以及食蟹猴动物实验中，GDI-4405表现出更优异的生物利用度和暴露量。在动物毒理评价实验中，GDI-4405展现出良好的安全性。”丁胜表示。

除了新药研发之外，丁胜认为，GHDDI还会为医药产业带来更多的溢出价值。比如，GHDDI作为盖茨基金会在全球研发资源布局中的一份子，它有机会与全球最前沿的研究机构合作、交流，共同完成一些针对人类重大疾病的研究，而由这些全球前沿项目锻炼成长起来的科研人员，又会为中国新药研发提供人才储备，使政府的投入获得长足的回报。

03可持续发展大命题

从2016年达成合作备忘录，到2017年各方签署PPP协议，再到2022年完成首个新药项目授权许可以及多个新药项目确定临床候选药物分子和冲刺临床目标，GHDDI这一新型研发机构，从0到1实现了最初的规划目标，“从结果来评估，我们可以说是超预期完成了GHDDI第一阶段的运营目标，机构建好了，有稳定的卓越能力，也有稳定的创新成果输出”，丁胜表示，接下来就是如何与三个发起方一起达成共识，实现后续5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也很难的一个目标”。

与创新药企而言，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将产品带入商业化，产生销售额及利润后，补益前端研发，已形成资金正向循环，而不再需要资本输血。从这个层面而言，目前大多数创新药企还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而GHDDI的可持续发展，其面对的场景可能会更加复杂一些。仍在投入期的非营利研究机构，主要聚焦在解决全球或区域内被忽略的疾病领域，加之政府层面在给予充分政策支持后随之而来的更多期待，这些都是GHDDI未来可持续发展中需要平衡的因素。

图片来源：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

一个朴素的道理是，每一种新生事物都是在摸索着逐步成熟起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GHDDI的每项实践，都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经验。

“有一些探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丁胜表示。

比如，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市科委相关领导非常关注和重视GHDDI的工作，给予了很多支持和鼓励。在疫情开始全球大流行后，相关领导也积极协调各种突发状况，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科研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比如在具体项目上，除了原有发起方的资金支持外，也可以从一些行业公益基金或者企业捐赠的层面，募得一些资金，推动项目的持续研发，比如新冠口服药项目就获得了腾讯基金会等各方伙伴的持续助力。

比如在项目商业化上，作为一家非营利性研发机构，虽然不能直接获得市场化资本的股权投资，但是待项目进展到一定阶段后，可以通过授权许可、技术入股等多种方式，将项目拆分出去，从市场上募集资金支持项目的后续开发。这也是国际上非营利性组织通常会采用的做法。据悉， GHDDI已经有多个项目进入商业转化阶段，包括授权转让新冠小分子药物、技术入股AI药物研发公司。接下来也计划将部分项目打包，通过市场融资成立一家GHDDI的转化平台公司。

这些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在规则框架允许范围内其实都可以推陈出新加以探索。事实上，变化的形式围绕着的是药物之于解决人类健康需求不变的内核，而关系人类健康但短期看不到商业回报的新药研发，需要更多社会力量协力。

图片来源：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

以此次新冠疫情爆发为例，寻求商业回报的公司很少会有意愿将资源与精力向不被预知的公共卫生领域倾斜，“新冠为什么会冲击那么大，因为对该领域的投入太少，没有技术储备，所以面对疾病大家都很尴尬”，因此丁胜希望，GHDDI可以借助其定位上具备的优势，为中国科研界参与到世界重大疾病问题时，提前做好能力储备。“融入‘全球健康朋友圈’，用中国的力量帮助解决全球健康疾病的威胁，而其中政府和社会资源的支持投入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