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晚，北京邮电大学15名研究生联名举报导师郑某存在师风师德问题，称郑某存在谩骂与侮辱、毕业威胁、实验全年无休、克扣学生劳务费；差遣学生长期代取大量快递，替其开车接送朋友、家人，去其家里打扫卫生等问题。同学们说，在巨大的身体压力和精神折磨下，部分学生出现了或轻或重的生理、心理问题。
北京邮电大学纪委办公室工作人员称，已经关注到了网上的举报，正在调查中，“一旦发现情况属实，会对涉事老师进行严肃处理”。
今年1月，华中农大11名学生联名举报导师黄某某，后者被查出学术不端；学生举报老师存在师风师德问题，更非孤例。这一次，举报内容再次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在相关新闻报道下留言跟帖，讲述自己的故事。有些网友的回忆是美好的，但也必须承认，某些师生关系的恶化程度，令人震惊。
很多网友表示，佩服这些联名学生的勇气。的确，这是一种很决绝的方式，尤其是在当下的互联网舆论场，集体公开举报意味着没有退路，不只是撕破脸皮那么简单，也可能是当事学生最后的办法、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学生不是向内、向学校寻求解决办法，而是诉诸于外、在网上公开举报，这是值得深思的地方。
只能靠“联名举报”了吗？还有没有其他日常的、及时的反馈和修正渠道，而不是等到“群情激愤”“忍无可忍”了？还是说，那些日常渠道阻塞了，沟通机制失灵了？依赖网络声量维权，或许本身说明现实监督不足。
早在2020年，教育部就公布了《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明确导师不得要求研究生从事与学业、科研、社会服务无关的事务；不得以研究生名义虚报、冒领、挪用、侵占科研经费或其他费用；不得侮辱研究生人格等“十不得”。
面对这“十不得”，各高校是如何具体落实的，被动还是主动，是提前预防还是事后介入？值得有一些深入思考和实质行动。比如，学校可以有专门机构和人员，对师风师德做一些日常性调研，保持和学生沟通相关问题的频次，对问题早发现、早介入、早解决。
前不久，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学院教授吕震宙走红，吕震宙的“亲力亲为”和一些导师把学生当成家丁，形成了鲜明对比。导师和研究生之间首先是专业关系、职业关系，当然也可以有私交，但这种交往应是平等的、有明确边界的。吕震宙和学生的关系也很亲密，那是专业负责的态度赢来的。
然而，还有一些导师却把自己的专业职权，异化成了家长式的权力。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异化，为什么职权能够被异化，这是更值得探究的问题。换句话说，正常的状态应该是，导师应为有“使唤”学生的想法感到羞耻和敬畏，而不是在导师提出不合理要求后，学生感到畏惧，无法拒绝。何以颠倒？
边界感、敬畏心，不仅要靠案例查处来建立，更要靠细密的监督制度和灵敏的反馈机制来建立。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林杰曾指出，“师生在年纪、资历、学识、资源等方面都不平等，唯一平等的就是人格。”一旦破坏了人格平等，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盒子”，释放出的隐性冲突随时可能变为显性冲突。发展到“联名举报”的地步，症结就在于一些导师并没有充分尊重学生人格。
我们传统印象中的、主流的师生关系，尤其是研究生和导师这种处于学业高级阶段的关系，应该是这样一幅场景：浓密的大树下，或是阳光明媚的草坪上，白发的先生面带慈祥，周边围着一圈笑容灿烂、眼里放光的学生……其乐融融，教学相长。这一切的美好，首先建立在师生人格平等上。
师生关系清清爽爽，学生才能心无旁骛搞好学习。健康、平等的师生关系，当然有赖于导师的个人品质和修养，但也离不开制度化的管理与平等氛围的营造。期待高校有更深入的作为，也期待所有导师能够认识到，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自己才能成就“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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